中新社香港7月23日电 题：作家葛亮的南方图志

中新社记者 韩星童

现任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的葛亮，很喜欢一部名为《薇罗妮卡的双重生活》的电影，那种镜像关系，给他预留出诸如“另一时空的我”这般遐想空间，美好而出其不意。

当他多年前与朋友走进香港的灵隐寺，刹那间体会到的就是这种感觉。一直以来岭南文化与他所成长及浸润的江南文化之间，一些区隔，以及在多元关照里诸多不可解的部分，突然被打通了。

在新作《灵隐》中，葛亮便将一对父女安置在生命镜像的对位，他们活在彼此的时间里，这时间可以浩漫，以百年粤港的历史做底；也可以十分短暂，是在某个人生节点中的一粥一饭，一道光景。

葛亮一直对历史情有独钟，以一般作家罕有的勇气和雄心去尝试历史叙事，热衷捕捉个体命运在时代浪潮里的迭转与作用力。因此历史和时代在他的故事中影影绰绰，反衬出烟火人间的朴素力量。

“这是我在前20年想做的事。”葛亮近日在香港书展期间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，这样归纳了“家国系列”(《朱雀》《北鸢》《燕食记》)的创作动机。

葛亮生长于六朝古都南京，对这方水土深入肌理的熟悉，一定程度矇昧了他的感知。在那里，历史“俯拾即是”，三百多年前的古城砖就堆积于巷陌，这种历史的丰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，以为历史就是日常。吴敬梓在《儒林外史》里说，“菜佣酒保，都有六朝烟水气”，葛亮觉得，这种烟水气就是生活本身，无需用任何艺术形式加以表达和呈现。

这样的想法，在移居香港躬身返照中逐渐改变了。“可能正因为香港没有那么绵长的历史，香港人珍惜每一处历史的留痕，也保留着一些古老的节庆。你会觉得原来我成长在这么独特的城市，这时候很多东西突然变得历历在目。”凸显出的差异，被彼时年轻的创作者内化为书写的使命感——将故乡独特美好的东西呈现给读者。

“近几年开始写香港其实也是一样，当你越来越熟悉岭南文化，越来越熟悉香港及其文化语境时，你会觉得你需要为它做点什么，让更多人能体会它的好。”葛亮将《灵隐》视作“南方图志”的起点。在港生活的二十余年积聚的体悟，令他逐渐从回望故乡南京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的怅惘中抽离，潜入到岭南文化的脉络之中。

在他眼中，南方文化是流转的，近乎于一种水性。正因流转，才呈现出各自的瑰丽与多元，并在与时代并进的历程里，自然地留旧补新。

细看葛亮的创作路径，这样的转变早于作品《燕食记》和《飞发》中便有迹可循，后者更为他夺得第八届“鲁迅文学奖”，成为港澳地区第一位，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国家级文学奖项得主。

在见到这位为人低调的作家之前，记者曾从多位文学大家如余华、许子东等人口中听到对他的赞许，将他视作新时代香港南来作家中当之无愧的翘楚，而评论界则给他贴上“新古典主义”的标签。

眼前的葛亮，细致地勾勒着让他着迷的那些纷繁的文化气象、幽深的历史“分岔小径”、学术训练和田野调查对于历史观的推动，最终落笔以人间烟火知着于历史的“大动脉”，对他而言重要之事莫过于此。

在这宏阔变幻的时代里，他心底始终有一方园林，可停驻，可灵隐。(完)